鞍山:落寞的评书之城│忆单田芳丹东解太湖

2019-04-21 15:47来源:未知
2018年9月11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去世。随之而来的,是评书在惋惜与哀悼声中再次成为公众话题,这门曾经群众基础最好的曲艺门类,在即将被遗忘的边缘,以悲情为代价

  2018年9月11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去世。随之而来的,是评书在惋惜与哀悼声中再次成为公众话题,这门曾经群众基础最好的曲艺门类,在即将被遗忘的边缘,以悲情为代价,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高光时刻。

  人们在追忆单田芳先生的时候,渐渐再次发现了一段早已被淡忘的历史,和一座融入中国评书曲艺血脉的城市——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鞍山市。

  中国评书界著名的“三芳”单田芳、刘兰芳、张贺芳的家乡都是辽宁省鞍山市,三人也都是前鞍山市曲艺团演员,评书艺术家袁阔成、田连元也分别于同在辽宁省、距鞍山不远的前营口曲艺团和本溪曲艺团工作。

  评书曾经是鞍山这座北方城市的一张重要名片,鞍山市也因此被称作“评书故乡”。从1949年开始,评书在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历史里,经历了数次起落,社会的变革、权力的更迭、门户的芥蒂、人性的复杂,各种因素交错,既成就了评书在这个城市的数段辉煌,也造就了已显颓态的现状。

  如今,很少有人会将评书与鞍山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从这里走出的数位评书大师,早已姿态独立,家乡仅是他们户籍上的同类项,另一些同时期的老先生,随着评书一起进入暮年,在黯淡中前行,评书伴随了他们的人生,同时,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鞍山曾经拥有评书最辉煌的年代,以鞍山钢铁厂为集中发源地,随着大批固定听众群体的形成,众多评书艺人纷纷扎根鞍山,并从此开枝散叶,每当有当红评书播出时,鞍山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股潮流一直风靡了几十年。

  刘兰芳在“文革”后录制《岳飞传》,被全国一百多家电台播出,当时风头不亚于任何一位当红明星,因为评书播出期间,社会治安事件大幅度降低,辽宁省公安局送了她一面安全卫士的锦旗,刘兰芳被称为“净街侯”。

  当时单田芳的女儿在商店工作,商店同事比她还了解单田芳的工作计划,最近都在哪个茶馆说什么书;哪部书说到哪里,还剩下多少;哪部书因为要去电台录制而即将结束,每天都是从同事的讨论中得知。

  单田芳录制《隋唐演义》后,鞍山广播电视台给另一位评书名家张贺芳录制了《呼杨合兵》。张贺芳是与刘兰芳、单田芳齐名的评书演员,如果以商演市场来衡量,张贺芳有着更高的票房号召力。张贺芳八岁登台,十四岁正式从艺,不到二十岁已经是名角,被称为常胜将军,只要在茶馆演出一定全部满座。有时下午一点开始表演,观众上午十一点便坐满了,因为票不是对号入座,观众不愿离开自己的座位,全带着饭进场。

  随着时代的发展,鞍山评书开始渐渐衰落萎缩,几乎可以算作整个中国评书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评书曾经的辉煌一直在掩盖着这个行业的危机,它的辉煌并不完全是因为这门艺术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在过去的日子里,评书自己生发出的生存技巧,几乎没有被埋没过,而这种进化机能仿佛在某一瞬间停滞了,从此,再没有明显前进过一步……

  如今的鞍山,曾见证过无数评书大师的民间茶馆,早已在这座城市中绝迹,除了名字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最后一家老茶馆如今变为连锁足疗城的店面。

  过去茶馆里的老听众,也不会再去寻找可以现场听书的地方,在最后一家茶馆关闭之前,前鞍山曲艺团评书演员石连君曾坐馆一个月,茶馆不收门票,但售卖茶水干果,每天来现场听书的观众只有十几个人,评书散场后,场地会改为棋牌室,冷清的茶社从这时开始变得热闹,人们忘记刚刚书里的故事就像换电视频道一样轻松,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成了评书在这座城市空空荡荡的余响。

  新京报记者去往鞍山,采访了单田芳、刘兰芳先生的亲友,及众多鞍山评书曲艺界人士,追忆鞍山评书的渊源、黄金年代,并亲眼见证了鞍山评书在当代渐趋衰落的艰难处境。

  事实上,评书曾经在鞍山创造出万人空巷的盛景,正是因为它自身强大的学习能力,一直可以依据市场不断地进化与改良,茶馆、广播和电视,在评书的黄金时代里是相辅相成的传播矩阵,线上线下交互,使评书可以以辐射的状态渗透至任何一位普通百姓的生活里。

  无论在室外,还是家里,评书都是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遣方式,同时,它也是社交生活中的重要话题,就像今天的影视作品一样,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谈资。

  观众在评书表演里是有参与感的,老艺人在茶馆说书,每场结束后留的“扣儿”(悬念)会被观众讨论。单田芳在家乡鞍山市的茶馆说《隋唐演义》时,用很长时间铺垫罗成出场,最后只说到冲出一位白袍小将便结束,散场后观众意犹未尽,胆大的会去找单田芳,半央求半玩笑地说,明天再不说出罗成的名字我就去砸你家玻璃。

  在信息泛滥与传播方式多元的当下,评书并不具备任何符合高频率传播的条件,它过于单一,无论表演形式还是价值观,都在相对固定的模式下进行,面对现代娱乐的冲击,它毫无抵抗之力,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评书,更像一种无法经受商业市场考验,却又因象征意义而需要被官方保护的传统艺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鞍山市,评书达到了空前的影响力,它不是诸多娱乐选项中的一个,而是作为绝对的流行核心。现任鞍山广播电台评书部主任李威说,“那时候鞍山钢铁厂各个厂区,包括正门那儿都有大喇叭,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包括中午十一点半,评书播的时候,走到那的人都不动了。”

  晚上六点半是评书的专属时段。部分工厂企业会调整上下班时间,以便职工可以完整地听完节目。电影院也改变了放映时间,六点开演的电影延后至七点二十,时间恰好够大家听完评书,从家走到电影院。

  评书火热,让学评书成为潮流,许多新人投身其中,说书不仅时髦,也代表着收入上的飞跃。1983年,鞍山曲艺团开始实施承包制,平时演员不领工资,外出商演收入上交百分之三十,剩下的留给演员自己分配。

  由学员班转入的年轻演员演出费最低,但只要能随团外出商演,每个月收入便都在500元以上,且一年中至少有六个月是在外地演出中度过。鞍山曲协主席于铁回忆,只要在外面演出,一个月赚到的是别人一年的工资。

  新中国成立后,将东北列为重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当时,鞍钢拥有十几万产业工人,以及相应的工业区和家属区。

  第一批嗅到其中商机的是以唱西河大鼓与东北大鼓为主的走唱艺人,十几万产业工人与三班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在任何时段,都有听众,且这些听众具有消费能力,丹东解太湖于是鞍山这座原本与曲艺关系不大的城市,开始大量涌入天津、北京一代的走唱艺人。

  走唱艺人通常以正月初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三个时间为周期,更换演出城市,但由于鞍山市的演出市场火爆,很多艺人便选择了常驻,随后因为政策相继落了户口,成立了非官方的曲艺协会(鞍山曲艺团的前身),自此有了行业管理,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学员。

  鞍山市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便是曲艺协会的学员,1959年,她作为学员加入曲艺协会。而她扬名全国的广播评书,则在她加入曲艺协会之前便已出现并取得了反响。

  1955年,天津西河大鼓艺人杨田荣加入鞍山曲艺团,此前,西河大鼓出现新派,强说弱唱,甚至放弃了唱的部分,杨田荣是其中代表人物。当时,鞍山广播电台已经开始为另一位西河大鼓名家石长岭录制了广播评书。而杨田荣的到来,则让鞍山评书第一次赢得了全国性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评书在1953年与1962年经历了两次“说新书”风潮,第一次风潮中尚有传统作品可说,例如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杨田荣是第一批在传统作品之外,尝试说新书的艺人;第二次“说新书”风潮到来时,所有传统作品都被禁止演出,说新书成为唯一选择。

  第二次“说新书”风潮,杨田荣录制的《铁道游击队》被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随后被《人民日报》报道。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也开辟了鞍山的新书市场,此后十余年里,新书延续了评书在这座城市的香火。当时,能说新书的艺人多为年轻演员,很多老艺人无法适应,处境窘迫,曾有老艺人为了符合标准,要将《济公传》改为《革命和尚》。

  另一方面,在茶馆说新书的收入不足说老书的五分之一,缺少实质的吸引力。尽管有政策方面的干预,但鞍山的评书市场一直有着相对大的宽容度,即使在“说新书”浪潮期,城市里仍有五十多个评书演员。

  市场足够大,竞争也足够残酷,有些茶馆临街相对,演员说得不好,观众起身便去对面茶馆。有时,两家同时有角儿,同时演,各凭本身,评书行里俗称“对地”,常有关系亲密的人陷入“对地”的境遇里。

  一位鞍山曲艺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兰芳出徒后曾经和自己某位老师“对地”,那场她的观众比师父多,老师气急败坏,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这是评书火爆盛景下的另一面,私欲和利益也交错着这个行业。

  十年“文革”期间,鞍山评书界发生的很多事,如今依旧是讳莫如深的话题,亲历者都不愿提及,李威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传闻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能对号入座,曲艺界老先生曾私下里和他开玩笑,“谁敢把这些江湖恩怨都写出来,那就真炸了。”他同时也觉得,这些事情并无公开的必要,毕竟真正亲历过的人已经不多了。

  在公开信息中,唯一正面谈及“文革”期间同行互相戕害的人是单田芳,在其自传《言归正传》里写道昨日亲如一家的兄弟,在运动中反目,手段残忍。

  其中一位书中名为王保生,在这部自传的评书版(或者叫有声版)中,王保生恢复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评书演员巩宝生。单田芳女儿单慧莉是这部自传的第一稿校对,也是在看到书稿之后,才知道那段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就大致看一看,看到巩宝生的时候,我说哎呦,我当年最亲热的巩叔,闹半天是这么对我父亲的,原来我不知道。”单慧莉说,“这些细节我是在书里头才知道的,以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老人)也从来没说过。”

  单慧莉记得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单田芳与巩宝生的合影,照片背后有单田芳写的字:“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

  自传中提及了在运动中一直竭力保护他的评书演员张全友,是已故鞍山籍评书大家张贺芳的弟弟,张全友告诉记者,单田芳自传里之所以会直接点名,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原谅。

  “文革”结束后,除了下放不愿再回来的人,大多施害者与受害者又回归曲艺团,重新开始录书与演出,但公共场合都尽量回避碰面。张全友告诉本刊记者,单田芳这一辈艺术家,都是很晚才开始收徒,都是因为害怕。这种恐惧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消除,中间的过渡期同样让老评书演员对自己的职业慎之又慎。

  当刘兰芳在鞍山广播电台录制播出《岳飞传》火遍全国之后,《隋唐演义》也成为单田芳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播出后,单田芳标志性的嗓音传遍千家万户,走红全国。李威按年份梳理了鞍山广播电台建台后录制的评书,并完成电子化转录。档案室里,那些上世纪的开盘带成为评书辉煌时期的最后证据。

  连续出品了两部影响全国的评书作品,鞍山广播电台的评书节目成了各地电台争抢的作品,一时风头无两。当时每盘带子需要人工一比一拷贝,外地来的同行背着机器排队等待,一百讲的评书要拷贝一百讲的带子回去,李威说,“那个场景是很壮观的。”

  他同时也告诉记者,壮观的背面还有另一种景象,像石连君这样与刘兰芳、单田芳年纪相仿,业务能力也非常好的评书演员,因为恐惧,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录书。

  尽管如此,随着刘兰芳与单田芳的相继走红,评书还是迎来了自己真正的黄金时代,也是鞍山曲艺团最风光的时代。那时曲艺团经常去外地演出,受欢迎程度已不亚于今天的偶像明星。鞍山评书界的三芳,刘兰芳、单田芳、张贺芳各带一支演出队,无论在哪演出,广告一贴出来,门票便一售而空,甚至催生了最早的黄牛党,在演出前,黑市票可以加价五倍。

  张全友记得随单田芳去西安演出,十天的票一天内全部卖完。单田芳是每晚的压轴演员,“上千人的体育场里鸦雀无声,全在那听着。”张全友回忆道,“随后上宝鸡演出,单田芳说《隋唐演义》十阵赌输赢,他说五阵,下个地方接下。结果单田芳刚要走,车就被拦住了,观众趴车上不让走,你还差五阵呢”。

  过去,评书老演员对新演员有句常说的话——有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因为书要有说有评,说的是故事起承转合,丹东解太湖评的则是人情世故,这些决定了一个评书演员的高度和格局。

  单田芳在晚年曾对女儿单慧莉感慨,评书后继无人,包括自己徒弟在内,年轻一代演员业务能力上没有令他特别满意的,更没有人在大众层面取得真正的认可,“(你)可以没有单田芳名大,起码得有人知道也行,像郭德纲、赵本山那些弟子,说出来哪有不知道的。”

  这种遗憾也是这门艺术的现状,包括单田芳在内,许多评书演员的徒弟在作品质量和知名度上,都远远不及师傅,且很多人并不从事这个行业,这也直接导致了这门艺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者们。

  我们走访多位鞍山评书人,老一代有着他们坚守的“老标准”,而新一代鞍山评书继承者又在经历着怎样的改变?

  刘兰芳和单田芳的新书技巧都深受杨田荣影响,因为早逝,杨田荣这个名字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已完全陌生,只有在单田芳和刘兰芳的自传和访谈里才有提及。那段时期,单田芳创作表演了三十多部新书,全部由当时流行小说改编。而这些“新书”,在风潮过后,便再无影响。

  杨田荣与单田芳同门,又是同年落户鞍山,感情甚笃。单田芳家传的是袍带书(帝王将相题材),《明英烈》《隋唐演义》,在短打(侠义江湖题材)上是短板,杨田荣给他说了《小五义》、《三侠五义》,单田芳后来的代表作《白眉大侠》,便是脱胎于此。

  评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演员必须要能说长书才算会说书。一般长书需100讲左右,这种体量的作品多以老书为主。老书里的人物服装都有相应的赞和赋(类似于相声中的贯口),一百讲评书至少要背下一百多段,现在很少有年轻演员可以做到。鞍山曲协主席于铁曾是鞍山曲艺团相声演员,在他印象里老评书演员都能背下一二百段,甚至更多。

  说评书对体力要求很高,录制和整理文本都很耗费精力,近些年现任鞍山广播电台评书部主任李威为一些老评书演员录制了多部长书,他将这些称为抢救性录制,“年岁大,气口不够用了,就不能录了。”他说听单田芳先生最后一部作品《千山传奇》时,可以感受到力所不逮。

  单田芳同辈演员中,年龄最小的张全友也过了古稀之年。张全友记得单田芳录制《千山传奇》前在鞍山市做了最后一次演出,“他都80来岁了,站都有点站不住,我扶着他上台说一段《三英战吕布》。上台前,他问我桌子结实吗?”张全友没明白,单田芳告诉他,自己站不了太长时间,得扶着讲。

  张贺芳弟弟张全友嗓音与单田芳相近,年龄相差十几岁,几十年的交情,曾有很多人劝他拜单田芳为师,但在张全友看来,本来两人一辈子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虽然拜师没问题,但辈分上会不舒服,他俩属于同辈,“单田芳和我姐同岁,我和我姐都管他叫田芳哥,拜了之后,称呼也得跟着变,怎么论啊。”

  采访当天张全友刚从单田芳追悼会回家,张全友一度哽咽,叫停了采访,情绪平复后他自语,“田芳哥,单式评书我肯定给你传下去。”

  提及现在评书演员的师承,现为辽宁省公安厅内保总队高级警监的郭燕娟是单田芳评书生涯中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名女徒弟,她1982年正式进入鞍山市曲艺团。

  与现在的拜师不同,那时候曲艺团里的年轻演员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师父。回想起1983年拜师的时候,团里对于拜师仪式相对比较严谨,并不是提倡传统的磕头形式,还是按照比较正规的方式去进行。

  郭燕娟在刚进到鞍山市曲艺团的前几年,正是鞍山市曲艺团在全国最火的时候,有“三芳二黄”及其他几位名声响彻全国的评书艺术家,团里当时说评书的演员就有不到30人,其中名声最大的单田芳与刘兰芳可以算作当时在团里可以并驾齐驱的两位评书大家。

  但在许多从业者看来,如今拜师更多是作为一种门户的象征,或资源与人情的往来,而非技艺的传承。李威告诉记者,之前曾在鞍山某小学看到一张评书班招生传单,办班者自称单田芳弟子,这人曾托他引荐,然而单田芳并没有收他,“这是没拜成的,都还敢这么弄。”

  人才断档是鞍山评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尽管评书教育在鞍山一直有着繁荣的表象。

  “鞍山三芳”(注:张贺芳、单田芳、刘兰芳)这一代之后,鞍山市四五十岁的中生代评书演员,很少有以评书为职业的,能做到半职业的演员已算活跃分子,不过这些人多有其它事务缠身,表演远不及上一辈。剩下的人一部分活跃在各种教学机构中,一部分则早已转行。

  在过去,去演出现场是评书演员学习技巧及打磨自己最好的方式,但在此刻,去演出现场对演员和观众,都不是一件可称为重要的事。

  鞍山市目前仅有一家专供表演的茶馆,如果加上鞍山曲艺家协会的剧场,便是这座常住人口三百五十万人的城市里,唯二可以看到评书表演的场合。茶馆每周提供固定的表演时间,演员全部是鞍山科技大学曲艺系的老师和学生,演出以评书和相声为主。演员没有酬劳,观众无需门票。茶馆空间不大,二楼是化妆间,一楼是舞台和观众席,采访当天化妆间都人数多过观众席。

  很多人都意识到,评书教育与从业之间愈发严重的割裂感。开发评书的商业想象力,曾是很多从业者努力的方向,但最终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单田芳是评书行里商业化最好的演员,公司每年纳税一百多万,几乎是这个行业的极限,但单田芳的商业市场,早已不在鞍山。

  最初吸引名家落脚鞍山的鞍山钢铁公司在几十年里经历了数次变革,它所代表的工厂文化已成历史,此前几年,部分鞍钢工人每月只能拿到70%的薪水,大量产业工人不再具有经济生活上的荣光,而工人阶级曾是评书在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听众群体。城市经济发展的迟滞意味着消费活力的下降,人们不再会轻易将收入中的一部分奉献给娱乐生活。

  一位评书爱好者告诉记者,之前,刘兰芳回鞍山演出,在容纳千人的场馆里,看似不错的上座率中几乎都为赠票与包票,真正售出的票数只有几十张。

  与鞍山评书市场的凋敝相比,鞍山的评书教育却有着繁荣的表象,市内几所小学开班了评书班,课外兴趣班也有了评书培训,不过通常是口才班的一部分。

  位于鞍山市的辽宁科技大学,前些年增设了曲艺系,教师中已有青年评书演员的佼佼者,裴冠红、李俊杰等人。

  李俊杰告诉记者,曲艺系目前就业良好,部分可以进入地方院团,部分可以在商演机构中找到工作。不过鞍山市目前仅剩一家茶馆,也是曲艺系学生主要的演出场所,演出以相声评书为主,门票免费,观众寥寥。

  曲艺系教学会用戏剧理论做评书作品分析,他们试着将评书教学规范化、理论化,这是评书之前不曾有过的现象。

  “评书这个行当之前没有借鉴东西往这里边充实的,因为你把其他东西融入到这里边之后,你本身的艺术形式就有点发生变化了,评书大部分还是要以评和书为主。”李俊杰说,“田连元老师借鉴很多,他把评书加上表演,加上身段,可以叫立体评书,同时把戏剧、戏曲很多东西也都融到评书里边,他就把这整个给你演出来。他里边的人物塑造,包括武术表演,都是很精准的东西,他这是借鉴的。”

  张全友是某小学评书班的指导老师,每周有固定课时。从带徒弟到教学生,这个过程里,张全友一直在调整教学方式与成材预期,唯一不变的是,无论徒弟还是学生,必须去念书。

  很多评书传不下来,是因为老一辈艺人文化水平不高,“以前的老艺人都靠记忆说书,看个本特别费劲。所以单田芳为什么这么火,全国人民60%、70%都在听单田芳的书,因为他读书多,语言丰富,悬念做得特别好。评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悬念,行话叫扣儿。”

  在某种意义上,理论化为评书提供了一种入门标准和判断标准。之前的评书,本质上没有真正的教学方式。所谓口传心授,更多是靠环境的浸染与个人的悟性,师父只教书梁子,怎么说这个梁子,师父不会管得太细,徒弟只能靠自己琢磨。

  张全友回忆上一辈教徒方式,老师基本三不管,“师父就告诉你,你上午出门买菜,坐车时遇到一朋友,下午买完菜回家。师父给了这三句话,徒弟要自己琢磨怎么编出能说上半个小时的故事。”

  泡在茶馆里听书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徒弟们从中体悟技巧,积累经验,酝酿自己的风格。一个徒弟从学习说书,到能说书,再到可以靠说书吃饭、成名成家,通常要用十多年的时间,这一行成材率极低,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评书艺术青黄不接。

  评书演员越老越值钱,到了一定年龄,格局会变大,技艺也更纯熟。像单田芳录评书,每讲都是脱稿完成,最多只有一张纸,写着几个地点和人名。年轻一代演员,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而不脱稿,属于朗诵,不是评书。

  鞍山围绕青少年的评书活动每年都有很多,如今年在和平小学举行的辽宁省评书艺术城际巡演活动

  在张全友看来,目前推广的评书教育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到评书,对这门艺术的未来有积极作用,但目前教育的结构又不算合理,小学和大学是教育的两头,很多评书班的孩子上到初中后便放弃了评书,很难做到长期培养,而评书又是门需要长期训练的艺术。单慧莉说,这门艺术特别孤独,全靠一个人摸索和积累,而且相比其它曲艺形式,评书成名太难,“你就别想成名这事,你埋下头来干就是了。”

  这一点在鞍山的青少年曲艺比赛中能看出端倪,这门孤独的艺术能坚持下来之人寥寥。鞍山曲艺家协会是这类比赛主要组织者,性质介于民间与官方之间。比赛成绩更多是鼓励,现实意义不大,但如果将来去参加级别更高的比赛,这些成绩又是重要的背书。

  在最近一次比赛中,青年组报名参赛人数不足20人,多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因堵车迟到或临时有事弃赛的选手占据一半,原定一天的组别比赛时间,最后只用了多半天便结束。有些选手原本出场顺序靠后,因前面弃赛者众多,被一再提前,登场时,妆化都很草率。

  少儿组参赛虽然人数偏多,但没有太强竞争感,与激烈更无关系,像是一场汇报演出。大多家长并不在意成绩,对他们来说,公开的表演机会比名次重要;而对于组办方和裁判组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拔人才机会,“一开口,就知道是不是这块料。”鞍山曲艺家协会主席于铁说,“看到好苗子,就多鼓励,让他多学点,不要一到考学阶段就放弃。”

  上世纪90年代地方院团重组,鞍山曲艺团、歌舞团、话剧团合并为鞍山市演出公司,如今,鞍山曲艺团的资料极少,除了评书作品的录音以外,文字、影像基本都处于缺失状态,就像那些曾顾客不绝的茶社,如今仅剩下名字,淹没于洗浴、直播、KTV、烧烤等当下主流城市文化之中。

  评书曾经拥有两亿受众,可惜在时代不断地变化中,受众早已被现实分流。评书过于单一的文学性和价值观,使它在年轻人中缺少足够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有声小说、脱口秀则是更好的听觉服务。《如懿传》、《延禧宫略》的热播,大女主爽文的崛起,改变了宫廷剧,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内心需求,似乎大家不再需要从评书里学习历史,大家更希望用历史来照应当下。

  如今,评书与评书故乡都已越过自己的峰巅,走向自己的另一面,曾身居这座城市的庙堂之上的评书,早已落入寻常百姓家,维系着评书尚在的香火。公务员小李下班后会在直播平台上说书,积攒了一些忠实粉丝,他决定辞职,以后专心说书或者搞搞创作,他并不担心评书的没落,也不觉得评书被时代淘汰,“外卖不会干黄一个饭店,但厨师会。评书现在没人听怪不到别人,就是现在手艺不行。”

  鞍山广播电视台档案馆里保留着过往评书作品资料,但库存量难以让人联想到鞍山评书曾有过那么辉煌的黄金时代。

  评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著述,此前老书版权都为公有,如《隋唐演义》,同为单田芳与石连君两人的家传书。但各家风格不同,区别源于主线人物设定,有人善使秦琼、有人钟爱罗成、也有独宠程咬金,因此一部作品经常成就多个门派。

  早期评书艺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很难完整记录自己的作品,以至于传授徒弟时,都以书梁子(评书的梗概)为主,每一讲的书梁子就是几个关键词和事件,其它全部由自己发挥,各家梁子不同,故事的说法也千差万别,所谓生书熟戏。

  由于缺少著述,传承也随之受限,仅限师门,版权意识,在评书行里更是长期缺位。

  单田芳生前曾遭遇两次版权官司,第一次是起诉单田芳代表作《三侠剑》侵权,女儿单慧莉回忆,当时单田芳被这个官司纠缠很久,非常不解,“我舅舅就说《三侠剑》,我师父说《三侠剑》,在那之前,天津的名家也都说《三侠剑》,怎么到我这一说就侵权了呢。”最后,单家找到《三侠剑》的古本,原告一家的作品也是根据古本做的整理,单田芳胜诉。

  紧接着,另一部作品《十二金钱镖》又被状告侵权,这次则是败诉,对方索赔30 万,最终赔付金额为6000 元,是单田芳录制这部评书的全部酬劳。单慧莉说,这两个官司之后,才彻底明白版权是怎么回事。

  《鞍山日报》记者王尤做过多次评书选题,她告诉记者,版权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版都没有,有些老书梁子都找不到了,可能落在个人之手,人家如果不干这行,梁子就相当于没有了,失传了。这个问题才更严重。

  评书表演有着固定的模式,人物性格大多依靠评论描述,叙述方式简单,情节推动相对缓慢,尤其评书在茶馆表演时期,一场两军对阵的重头戏,通常可以连讲数十天,这数十天里每一讲留的扣儿未必都是强悬念,有时,仅仅是对话的语气或说书者自己的感怀,观众听的更多的是味道。

  评书里个性鲜明的几类人物,常有同质化的感觉,如程咬金和李逵,在评书表演中,塑造方式非常相近,这也是评书略显单一化的原因。评书曾经善于根据市场调整自己,但调整仅限于形式与主题,在文本层面,评书显得异常保守。

  单田芳是不多愿意主动借鉴其它艺术门类、且有独立创作能力的大师,他的代表作《白眉大侠》脱胎于《三侠五义》,但故事情节、叙述方式则更为现代,他为《白眉大侠》做的案头工作,参考的是港台武侠小说。

  单田芳曾在采访中说到,自己想把金庸的作品改编成评书,但由于金庸写得太细,没有太多改编余地,因此一直没有实现。单田芳的资深听众认为,单田芳没有说过金庸,但单田芳的书里有金庸。

  正是由于单田芳强大的原创能力,他一直都是评书行业内商业化最好的评书演员,作品被五百多家电台播放,牢牢占据了几个垂直的评书广播频道。在很长时间里,单田芳在作品的产量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尤其在长书领域,没有人可以比肩。如今,能说长书的评书演员不超过二十个,而且产量有限,如果没有单田芳,广播评书作品的更新率要下降很多。

  曾出过“鞍山评书三芳”的鞍山曲艺团如今办公地仅是居民楼的二层,周边旅行社等店铺林立。

  传下来的老书多为经典,珠玉在前,年轻演员功力不够,不去触碰,而当下文学市场繁荣,流行作品又同样不被选择,鞍山曲协主席于铁解释,“一旦说新书,那么说的就是当今社会的事,点评时事难免言多语失。”

  年轻演员的顾虑并不在于是否符合宣传口径,他们了解更多的流行趣味,也清楚热门IP的价值与风险。他们认为《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小说非常适合评书改编,但在现实层面,评书无法支付这类IP的版权费用,而即使有版权,也缺少改编能力,那几乎等同于重新创作。

  单田芳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评书的市场化,无论是贴片广告还是影视改编,或者内容定制,他作为其中的先行者,开拓了目前评书作品在商业市场中盈利模式。单田芳最后一部作品《千山传奇》是为家乡鞍山创作的定制内容,酬金七位数。

  单田芳这样的商业价值,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己开发的,从退休后定居北京成立公司开始,他早早脱离了原来的评书耕作模式,才创造了评书在当今主流娱乐下的市场奇迹,而绝大多数评书演员,还在延袭着过去。

  张全有告诉记者,现在学书的多,说书的少,听书的更少,评书几乎没有商演机会,演出全部是慰问与公益性质,一场演出的酬劳是200块钱,有时更少,最低时50块钱一场。演出内容还要以各种宣传需求为主,“老百姓听评书是找乐去了,才会觉得评书有意思,你总教育人家,还谁听你的,现在评书越走越歪。”

  一部长书最少需要录制一百讲,每一讲20分钟内容,案头工作需要5000字内容,每一期录制费用在200元左右,行业内最高价码也不过500元,通常情况下,一百讲的评书从资料准备到录完,需要一年的时间,而收入只不过是税前20000元,且这是有能力录制长书的多位老一辈演员的酬劳。

  这是评书真正的现状,它一直处在现实与虚无的结界中,因为政府的支持,年轻人的加入,你无法说它真正走向没落,同时,它的受众又在实实在在地流失,早已丧失了商业市场里的生存能力,并被莫须有的恐惧所钳制,关闭了自我调节的功能。

  对于从业者来说,评书是性价比很低的职业,它不在娱乐浪潮之中,又因为保守而把自身边缘化,直到如今,评书也依旧没有成为消遣生活的必需品。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昔日传统评书也拥有了更多元的传播途径,对新一代评书演员来说,新机遇来临的同时困境也依然存在。新京报记者采访五位单田芳先生的徒弟,他们身处各行各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评书艺术的香火,对这门艺术的现状和未来,他们有着不同的焦虑。

  如今评书被放在各种手机终端,让新时代的人快速的去接受,但越来越少的人知道,长篇评书其实就像一个工笔画,它本身是个慢节奏。

  孙刚表示,评书在这个时代变得弱势,完全是因为现在人们生活追求和精神世界有多重的选择,不乏人心浮躁的因素,可供娱乐的东西太多。过去师父带徒弟在茶馆里摸爬滚打,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对于喜欢评书的人来说办学校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像天津曲艺学校和鞍山科技大学都有评书相关的专业,孙刚说“当我们不具备过去在茶馆里耳濡目染去学习的机会,就必须有一个场所,能让更多人去接触到评书,比如评书可以进校园,进社区也可以进到直播间,发展评书的方式很多,目前来看评书还是被挤到一条小路上去了。”

  身为沈阳电台的主持人,孙刚至今已经录制了40余部评书,他以说新闻的形式将评书的技法运用进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青少年评书人才的培养方面,他建立了“古文新说工程”,创作了如《弟子规》、《三字经》,《国学故事》等系列评书作品在青少年当中广泛传播。他觉得“评书想要发展就要适应这个时代以及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完全继承评书的基础上不去创新,就会被淘汰。”

  作为口头文学,欣赏评书的年龄段和层次都不同。荆林野表示单先生在90 年代就鼓励开评书文化公司的举措就非常好,各个方面有专人去推动,比所有评书艺人在这个行业单枪八匹马要强多了,因此单先生这几年走过的成功之路就得益于他的评书公司。

  现在网络时代如此发达,作品的选择性多,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听单先生的评书。首先从推动评书发展角度来看应从官方予以重视,包括中国曲艺家协会,有快板书委员会,有相声委员会,目前没有设立评书委员会,如果官方来做,会比个人做的更好些,这些都是推动评书回归传统文化的相当重要的渠道。

  另外荆林野也觉得目前评书还局限于传统的作品,在新评书方面并没有太多发展,评书该从内容上有所突破,打破说评书一定说传统的观念,因为随着听众的变化,他们的听书需求也在改变。“如果单独把评书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的话,在社会的影响力不大,鞍山虽然是评书的起源地,但就不如把它放到像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传播力强的城市。”

  郭燕娟回想记忆中鞍山评书从黄金时代走到现在,她记得90年代初期,随着城市的改造,鞍山最著名的四大茶社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群众听书从最初的茶社变成了高档的娱乐场所,“从前进茶社听书一毛五,后来改造后,进了大厅听书涨到三块,那时候人们一月工资才四十出头,一项本属于平民的休闲项目,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老百姓消费不起的高档娱乐。”

  说到评书未来的发展,郭燕娟借用师父曾经很悲观的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孩子虽然我很认可你,但是你过得太幸福,评书这门艺术已经学不出来了。”

  在她看来,师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评书艺术后继无人而悲哀,从他封山以后,郭艳娟能够感觉到师父单田芳一直在为评书的继承与发扬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萨苏并不认为目前评书是在走下坡路,他觉得从单先生的离世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么受到听众的爱戴,评书这门艺术并非没落,只能说是如今肯像单先生那样作艺的艺人少了,这跟评书艺术家不努力无关,而是现在的创作者都没有像单先生那样的艺术经历。

  “单先生曾有句名言‘评书是一门野生的民间艺术。’如果去单纯定义评书,从广义来说如今的《百家讲坛》《晓说》都属于评书的一种,如今单先生的离去是关于传统评书的问题,从当年传统评书刚复苏的时候就没有传统说书人才,经过这些年回头再看,缺的依旧是有能力说评书的人。”

  在萨苏看来,目前评书的发展状况并非是在大环境下人才培育跟不上的问题,而是目前来看大家都有点耐不住性子。“你看单先生的遗愿是把《三国》整理出来,先生在去世前的上午还在看《三国》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因此目前不是评书没有项目,而是没有能做项目的人。但很遗憾那时候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最终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赵亮也不认同评书走向没落,“有人说话就有人说评书,只是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

  至于评书现在该怎么说,他也进一步做了解释,“其实当今这个时代好听的东西有很多,我们没必要就非要听评书。大家之所以想听评书或许就是想听单田芳或其他几位评书大家,想听他们在今天给大家继续说更好的作品,这是个人感情和当下的一种文化需求。今天知识付费的形成与当年在茶馆听评书如出一辙,既有文化娱乐的需求也有听众对于知识的渴求。”

  在赵亮看来,评书这门艺术始终在发展,只是时代的原因很难有人以传统的方式继续来表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依旧有那么多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在说故事,更不应该哀叹评书的没落,而是要去思考传统评书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转型,既然过去说书的方式不能顺应当今市场的需求,那么就应有新的形式来取代。

  “以后主流市场没有评书两字,都无所谓,丹东解太湖它就是历史产物,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是有惋惜的一面,历史是无情的,如果评书没有了,随着单田芳的离去,反而能证明出它的可贵。”

  很少有人提及女性在评书这门艺术中起到的作用,至少,这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话题。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鞍山评书样式,是由传统西河大鼓、东北大鼓演变而来,大鼓艺人里有很多女性,其中不乏名家,她们演出时合作的男性,多为琴师,很多搭档是现实中的夫妻。

  评书是“文革”后才确定的名词,在此之前,评书还经常被称作评词,可无论评词,还是大鼓,因表演形式都有说有唱,所以多有女性参与,这也是评书鼎盛时,出现了刘兰芳、张贺芳、连丽如等毫不逊色于男性的评书艺术家的原因。

  而很多知名的男性评书演员,都是由身边的女性,比如母亲或妻子来传授最初的曲艺或说书技巧,这在行内算是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之一。

  只不过,无论是成名女评书演员,还是女性“传艺者”,在传统行当的风气之下,舞台上常要有意模糊性别的差异,舞台下也通常默默无闻地甘于幕后,因此女性在评书历史里也被随之忽略,至少消减了一部分她们应有的成就。

  单田芳的父亲单永奎(右二)、母亲王香桂(右一)、师父李庆海(左二)、师母李春琴(左一)

  单田芳、田连元是北方评书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的评书启蒙都是源于女性,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是西河大鼓一代名家。幼年时单田芳不想从艺,后来学业与家庭出现变故,才走上评书之路,单田芳的妻子也是评书艺人,单田芳开始说书时,是由妻子教授表演技巧。

  田连元的妻子刘彩琴同样是评书艺人,世家出身,幼年出道,田连元曾是刘彩琴的琴师。在评书界,女性学艺的、传艺的人数并不少于男性。老艺人说,以前妻子给丈夫“说买卖”(指导)非常常见。

  在鞍山曲艺团的黄金时代,团里除刘兰芳、张贺芳这样的超级明星以外,还有张香玉、黄佩珠、黄佩艳、石连君、张田伶等多位女性评书名家。很多人曲艺世家出身,后师承他人,融汇多家之长,自成一派。

  在茶馆说书的年代,她们曾是旗鼓相当的风云人物,只是因为各种运动和机遇,她们的成就才变得天差地别。在她们之后,如今还有杨佩琴、王双凤、裴冠红等女评书演员在鞍山评书的末法时代,继续佐证着女性在行业里的存在主义。

  茶馆是评书最重要的表演场合,茶馆文化受清代茶园文化影响很大。茶园是戏园的别称,自清代开始,茶园成为私人经营的娱乐场所,纯粹的商业机构。茶园观众多为有消费力的男性,这也使茶园内的商业表演,在最初阶段便奠定了某种迎合男性的标准。

  女评书演员在茶馆演出,要通过行为与装扮上的设计,去淡化性别,从而消解不必要的性吸引与猜想。因为大多女评书演员会将自己装扮得很正,所以表演完全男性题材的袍带书十分常见,在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框架下,她们表演的内容不会过多带有女性对权力、等级的看法立场。

  成功的女评书演员,舞台上几乎不会让观众注意到生理性别,“说得像男的一样好”不是夸奖,而是应该达到的标准。

  评书的受众群体,男性占据了绝对高的比例,这个比例几乎没有过太大的改变,所以这种有意模糊性别的表演方式也随之固化。

  茶馆演出并不像影视剧里表现得那样雅致,很多茶馆的环境极其糟糕,有时满场观众都在吸烟,演员在台上嗓子会受影响。

  经历过茶馆年代的老艺人说,那时候的演出足以用乌烟瘴气形容,吃喝打闹、聊天说话,抽烟吐痰,茶馆里无人避讳,但如果真演得好,这些观众又会给你足够的尊重,尤其体现在收入上。

  茶馆演出时演员与观众交流非常容易,偶尔现场砸挂个玩笑,会瞬间拉近观演距离,这是一种默认的默契。

  带有色情意味的玩笑最容易取得共鸣,但这对女评书演员来说,是极大的禁忌。在那种环境里,无论女评书演员对性表现出怎样的态度,都会给观众一种有意挑逗的感觉。

  女评书演员的“去性别”表演,很像戏曲中男扮女装的反串,虽然大家的核心都在试图跨越性别的界限,只可惜终点又都停留在某种取悦的层级。无论台上还是台下,男旦都被假想为女性,这完全符合她们相对于观众而言卑微的社会身份。

  舞台下,女评书演员大多性格爽利,与各色人群交往不落下风。从前,没有女评书演员想着成为纯粹的艺术家,她们更愿意做一个强人、江湖儿女,从而得到与男演员一样的声望与利益。

  现在新一代年轻评书演员中的佼佼者,也不乏女性身影。她们足够年轻,视野也更加开阔,了解传播方式的变迁,即使她们的做派依旧遵从老艺人的模式,但对评书的认知,已经有了明显区别于老一代的感觉。

  她们开始更多地展示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让评书从宣讲过渡为表达,活跃于社交平台,在各种新潮并行的当下,她们不再恪守着传统的行事逻辑,试着在社交平台经营自己,以个体的姿态去创造机遇,让新一代观众对评书的想象空间变大。

  在娱乐时代,年轻人是最有力量的消费群体,对她们来说,性别差异几乎毫无讨论的必要,因此她们不需要再靠模糊性别来避免风险以及赢得尊重,她们只需要表现自己,便能为经受过市场无数次考验的经典提供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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